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
【导读】费正清奖是由美国历史学会创设的众多学术图书奖项之一，评选要求严格，评价标准清晰，公信力较高，影响力较强。以1969—2022年费正清奖48部获奖著作作为分析和讨论的中心，聚焦中国史、日本史、韩国史、越南史等领域，从研究主题、研究特征及其所反映的东亚史研究趋势展开论述，反思其思路与方法，为全球思想互动架设对话与互鉴的平台。
【关键词】费正清奖 美国东亚史 中国史
学术评奖（academic awards）作为优秀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是对研究者所取得成就的一种激励性的价值认可，其评选规则有一定的程序性、权威性与认可度，体现了学术管理部门或者学人共同体对获奖者科学贡献的嘉许，意味着著作水准达到了较高的质量层次。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领域有几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奖项，例如，法国著名的儒莲奖（始于1875年），美国历史学会设立的费正清奖（始于1969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创立的列文森奖（始于1987年），中国台湾地区的唐奖汉学奖（始于2014年）。通过研究奖项的思想内容，梳理其观点的历史脉络，可把握该领域学术理念的变迁。本文拟考察的约翰·K.费正清奖（The John K.Fairbank Prize）（简称费正清奖）是著名的学术著作奖项，以纪念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弗朗西斯·李·海金森讲座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为名，表彰优秀的东亚历史研究著作。具体授奖对象为1800年以来的东亚历史研究，即中国、越南、蒙古、朝鲜或日本历史等方面最为杰出的学术专著。其历届获奖作品多为学者的成名作，其得主大多成为某一领域的名家。该奖项1969年开始颁发，原为两年一届，1985年以后改为每年一届。目前国内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学术评奖有所关注，例如，张欣以1987—2007年列文森奖获奖著作为讨论中心，将其作为“中国研究旨趣的风向标”，分析美国中国史学界社会史—新文化史—多元化发展的变化历程。[1]姚鹏的专著聚焦法国儒莲奖及其获奖者，回顾1875年首次颁奖至1949年的获奖者情况，全景式地梳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汉学研究。[2]总体而言，关于海外汉学与中国学学术史的成果很多，奖项研究值得进一步开掘。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学术评价制度（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的奖项为对象，爬梳、分析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演化与特征，从而对国外前沿动态进行更为全面的把握。费正清奖创办历史悠久，评选标准清晰，专业权威性较高，社会影响力较强，而且历届获奖作品多为堪称一时之选的厚重之作。本文选择以1969年至2022年费正清奖48部著作作为分析和讨论的中心[3]，从奖项设置、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入手，反思当代美国东亚史研究的变迁趋势，为全球思想互动架设对话与互鉴的平台。
奖项作为学术评价的激励机制（incentive system），是知识生产链条的评估手段之一，可以激发研究动力，引导学术方向，形成学科评价的良性机制。费正清奖是对东亚史研究成果的表彰与认可，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势，发挥着引领主题与方法的风向标作用。费正清奖的设置与其本人的学术贡献与影响有极大的关系。他于196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席，1969年费正清奖项成立。费正清是美国汉学向中国学分化演进的引领者，也是美国中国学奠基者与哈佛大学中国学学科建设的创始者，他与学界同仁推动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与汉学（sinology）进行竞争与博弈，使之进入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主渠道，身体力行主导了“二战”之后包括中国近现代史在内的东亚史研究。费正清倡导学术界从过去注重文献、考据的注经式的语文学（philology）方法走向以跨学科、以问题研究为主的社会科学范式。经过费正清等人的努力，1950年美国福特基金会设立了“国外区域奖学金计划”，资助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研究项目。1955年至1973年，他在哈佛大学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今“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前身），以相当卓越的学术领导和管理能力使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世界学术重镇,执世界中国学之牛耳，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引领潮流，制造了新的学术生长点。费正清培养的两百余名学生与研究人员跨越中国学的几代学者，例如，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孔飞力（Philip A.Kuhn）、柯文（Paul A.Cohen）、柯伟林（William C.Kirby）等杰出的中国学研究者闻名国际学界。费正清指导的博士龚忠武在对其进行激烈批判之余，对他进行了盖棺论定式的评价：“作为一个学者，不论用任何标准来衡量，费正清无疑都是位宗师级的学术巨人，他的巨人脚步横跨中西文化、旧汉学与新中国学、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美国与东亚（中、日、韩、越）、中国与美国、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巨大鸿沟。具体而言，费正清作为一个美国的中国学者，至少作出了三大贡献和留下了丰富的学术和精神遗产：一是奠定开拓了新的中国学，使中国和东亚研究成为哈佛大学精神生活中的正统、受尊敬的显学，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哈佛学术殿堂中处于备受冷落的小媳妇地位；二是利用哈佛这块基地，培养成千上百的专家学者，然后输送到美国的政、学、商贸、传播媒体等部门，占据要津，并且弟子遍天下，通过师生关系网，构建了庞大的费正清王国；三是他自始至终，将探索对中国的理解视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和事业，一项集体的事业和一项世界性的事业，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中国学的研究和提升，使中国的历史文化不但为美国人所理解，还为世界各国所理解。”[4]这个十分全面的评价可谓知人论世，高度肯定了费正清作为思想领袖对学科建设、中美关系的贡献。在陈述费正清的学术影响的同时，必须全面了解美国的中国学学术生态，对此黄宗智（Philip
Huang）以亲历者身份对不同的中国学立场进行了清晰的区分与说明。与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政治观点相对立的华盛顿大学的偏右翼的中国研究中心[5]，主要代表是泰勒（George Taylor）和麦克尔（Franz Michael）等。哈佛大学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提出与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学者的对立观点，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主要把原来的目的是在工业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重新理解而适用于中国的农民社会和农民革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逐步独立于莫斯科的革命运动。在研究方法上与哈佛大学学者不一致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列文森，他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反映了儒家思想从历史舞台完全退出：从此，“价值”将隶属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传统。如果史华慈关于严复的研究展示的是试图超越简单的中西以及共产主义和西方自由民主的二元对立，列文森的研究显示的则是这个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强大而深层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学者的研究中更为明显。当时，列文森的研究似乎比史华慈的影响更大也更为广泛被阅读，但实际上远远没有后者那样具有持久的学术价值。[5]以上黄宗智的分析提供的启示是，很难说费正清开创了一个观念与方法高度同质化的哈佛学派，非但如此，实际上由哈佛大学培养的学者往往观点歧异，彼此批判，例如，周锡瑞、柯文、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等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提出挑战。如前所述，与费正清奖并立的是由亚洲研究协会（AAS）创立的、以费正清弟子——著名中国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命名的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Prize-Pre-1900 and Post-1900），该奖项得到已故的奥黛丽·谢尔顿（Audrey
Sheldon）创立的默林基金会（Merlin Foundation，established by the late Audrey Sheldon）支持，奖励两部分别以1900年前后为界的中国研究著作，具体而言，颁发给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或经济等领域贡献最大的英文著作。该奖项为了与约瑟夫·列文森（1920—1969）广泛的学术兴趣保持一致，特别考虑通过比较性见解或开创性研究，促进中国学术与更广泛的知识、话语世界建立相关性。本文重点讨论的费正清奖是由美国历史学会创办的，关注的研究领域也以历史为主，与列文森奖在近代中国研究范围内具有一定的交集，从获奖状况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周锡瑞、杜赞奇、罗芙芸、墨磊宁四人以同一著作同时获得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黄宗智与曼素恩以不同著作先后获得这两个奖项。美国历史学会成立于1884年，旨在为该学科的历史研究提供引导，并促进历史思维在公共生活的关键性运用。作为拥有全世界最多历史学家会员的协会，该组织力图推动历史学术研究在新方法、学科专业标准方面引领世界。与该学会其他奖项不同的是，费正清奖评选的范围是与整个东亚地区相关的学术成果，着眼于引领思想风潮，表彰具有开拓性和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其评奖机制的生成是评选主体、对象及主办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评选主体的范围之内，由主办方决定奖项的授予标准，衡量评选对象的价值，由此产生的结果经由学术团体筛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流学术界的阶段性共识。颁奖主体的学术旨趣对奖项遴选的倾向具有导向作用，费正清奖只授予具有高度学术性和非虚构性的书籍，选集、编撰类的作品以及小册子不在此列。此外，与出版时间不受限制的列文森奖相比，该奖项要求只有当年出版的书籍才有资格参与评选，以保证其获奖著作体现东亚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可见费正清奖专注学术动态的敏锐追踪，着力捕捉最新研究成果，可谓东亚史研究大气候的寒暑表。从美国历史学会网站提供的信息，可以了解费正清奖的颁奖主办方、获奖作品及其学者的概况。[6]纵览其授奖著作可以发现，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中国（50%），其他国家分别为日本（33.3%）、韩国(10.4%)、越南(6.25%)，东南亚地区略有涉及。获奖著作主要聚焦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农村社会、中日现代化进程、殖民主义、农民起义、劳工问题、边疆民族、马克思主义、“二战”及战后日本等。现任亚洲研究协会会长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趋势进行过大致的概括，他认为从宏观演变来看：“学术界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流行趋势。史学界曾经偏爱研究政治史和制度史，然后思想史在70年代流行一时，之后又是社会史、经济史开始风行。其实经济史在中国史领域始终处于一个次要地位，至少在美国是如此，虽然它曾经在中国本土和日本的学术界可能更重要一些。部分原因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比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发展时间更早，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在日本比在美国的影响更大。”[7]自2000年至今，获奖作品所涉及的领域全面开花，研究者独辟蹊径，开拓了物件史、司法史、公共卫生史、自然灾害史等多元视角。从国别进行划分的话，最为清晰地展示了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重心和旨趣。例外的是，2010年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著作《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8]以东南亚地区特殊群体为对象，不便归类为具体哪一个国家。[9]费正清奖的获奖者清晰地体现了美国中国学的代际传承。20世纪70年代费正清奖授奖对象以第二代美国中国学学者为主，他们师承费正清、史华慈等第一代中国学者，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等中国学重镇为阵地，继承其衣钵而又有所创见。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第三代美国中国学学者占据学术舞台，1987年的获奖者周锡瑞、1993年的获奖者裴宜理即为其中代表。随着福特基金会资助目标的转移，大规模的研究协作中心逐渐收缩，人力资源分散分布于各大学各系之中，各大学都纷纷设立中国研究方面的固定职位，获奖者的师承背景更为丰富多样。费正清奖的获奖学者来自世界范围之内，但以美籍历史学家为主，著作语种为英语。1980年，黄宗智以每一代比较优秀而又有代表性的著作为依据，将20世纪50—70年代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分为如下三代：第一代的领导人是已退休的费正清，其他还有已故的耶鲁大学的芮玛丽（Mary Wright）、已故的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列文森和即将退休的哈佛大学史华慈。斯坦福大学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可以看作第一、二代的分界线。第二代学者包括时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珀金斯和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孔飞力。黄宗智认为第三代学者正在酝酿中，在语言工具方面，优秀的青年学者阅读中文和日文的能力胜过他们的老师。文献复制条件的普遍化，使这一代学者能够更简便地使用美国、日本和西欧、英国各大图书馆的资料。在方法上，这一代学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10][11]黄宗智认为第三代学者会达到高出前两代的学术水平。
20世纪50—60年代，“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学界占据统治地位，即假定中国社会作为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下才可以摆脱困境。自70年代以来，在美国国内少数群体平权运动及国外反殖民主义独立革命运动的双重冲击之下，美国“经历了异常宁静的文化革命”[12]。中国学研究者转而规避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从中国发现历史”，着眼于寻找中国内部变革的动力。1997年的费正清奖获奖者保尔·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由此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他认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13]1，主张中国研究应以中国为研究主体。如何去探索东亚传统内生的活力特质，越发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费正清奖并非为了维护费正清的地位而存在，以自由开放的态度推动观念转型的浪潮，率先表彰东亚研究新视野、新方法的尝试，由此也激励了更多学者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学术思潮的转变离不开现实政治因素的影响，随着中美建交及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政策，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条件大幅改善。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魏昂德(Andrew G.Walder)认为,自1979年，中国不再被视为一个边缘的神秘话题,它已经踏上了中心舞台。[14]美国的本土学者与华裔学者有机会获取更多的中国报刊、图书、出版物等文献，并通过出访中国实地调研来掌握第一手研究资料。中美两国的研究机构之间也陆续开展合作关系和交流计划，不同于前辈学人仅仅通过档案和资料研究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费正清奖新一代的获奖者大多有在东亚地区长时间学习、访问、田野工作的经历，通过走进历史化现场，尝试立足于内在视角重新审视研究对象。费正清曾经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来拓展中国研究的“历史的深度”。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植根于地方第一手史料的收集,宏观理论与微观分析的结合。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5]对数百年来华北农村的演变形态进行研究，从综合分析的角度考察中国小农的特点，揭示其追求利润者、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受剥削的耕作者三体合一的存在形态。中国小农经济的发展并未走向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而是一种分化的小农经济。只有兼顾人口和生产关系，运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才能说明在帝国主义侵入之前中国农村的变化形式。经营式农场伴随商业性农业而兴起，却并未导致农场生产力发生质的改变，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停滞。黄宗智的另一本乡村研究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6]1992年获得列文森奖。黄宗智得出的一个关键结论是,中国的经验实际相对西方理论来说大多是“悖论”的，因而他试图探寻、建构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特别借助于非主流的“另类”理论传统。他的基本原则是：“整个过程中的关键是不墨守任何一种理论,而是针对实际‘活学活用’现有理论资源,并且随时按需要建构新的概念——只要其有助于理解自己所看到的经验实际。”[17]黄宗智坚持个人思想的主体性、原创性与特色化，具体体现在坚持兼容并包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追求真理与价值实现相统一的实践智慧，坚持方法论反思和体系建构的理论创造。他晚年立足中国的实际历史、现实语境与社会实践，放眼人类的思想变革，提出了新中华体系的建构思路。杜赞奇曾经说：“我学术生涯的开端正是社会史开始流行的时候。那时孔飞力（Philip
Kuhn）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被公认为是这方面的开拓性前沿研究。之后，史学界出现了很多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探讨各种阶层和课题的社会史。”[7]杜赞奇延续了学界的社会学思路，他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8]聚焦国家政权的扩张对20世纪上叶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旨在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白凯（Kathryn Bernhardt）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19]考察商业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揭示地主和佃户、国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有序关系，即漫长历史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最为关注的地租和赋税问题，对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史进行重新解读。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20]叙述了华北平原这一被作者称为“黄运”地区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通过研究具体的商品、人们的活动和关系网络，揭示了清末民初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阐述了“黄运”内部当地社会变化的意义，以及在更广阔的中国政治经济中“黄运”地区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在中国研究中广泛运用。简又文（Yu-wen Jen）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21]根据实地考察寻访，搜集太平军手稿、宣传册等文物史料，以太平军的视角重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全过程。揭示了太平天国革命初期的筹划与准备，革命过程中的军事行动及战略目标，并分析了革命失败的战略原因。太平天国运动被描述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运动，而不只是另一个寻求权力的反叛团体。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22]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揭示了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与当时环境的关系，即山东西部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精神，以及20世纪前夕国际、国内和省内的政治形势。柯文（Paul Cohen）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23]以义和团运动为例，对认识历史的三条不同途径进行了研究，评述了20世纪初关于义和团的种种神话，借助义和团事件反思不同的历史认知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建构历史事件的方式。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对于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重要议题：鸦片战争、太平军起义、中外贸易、通商港口的生活与制度、义和团、孙中山、外交关系、传教事业和日本侵略等西方自身最关切的问题。[13]1吉瑞德（Norman Girardot）的《朝觐东方：里雅各评传》[24]是一本来华传教士里雅各的传记，该书通过集中讨论作为传教士的学者，揭示汉学东方主义的发展以及宗教比较哲学的兴起。里雅各作为19世纪末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在将中国经典文本翻译到西方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作者以传记的方式研究里雅各所生活的时代及其工作环境，回顾了汉学以及比较宗教学的思想史，探索了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接触。以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为代表的第一代美国中国学家，将“官方史”作为其研究重点，侧重政治史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对策性色彩。黄宗智总结道，这一代学者的研究特点以传记类著作居多。[10]这一特点也可以从费正清奖早期的获奖著作得以了解。如1969年《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妥协政治中的原敬》等，其写作模式均为选取重要政治事件中的代表性人物作为切入点，以展现时代的中心矛盾。史扶邻（Harold Schiffrin）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25]考察孙中山早期思想发展进程和革命历程。他将孙中山描述为现实生活中平易近人的革命者，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经过内心的矛盾冲突，经过实践的反复探索，才最后走上革命道路。他认为孙中山的经历和教养同国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相同，这也是他在如此条件下取得领导地位的主要原因。格里德（Jerome Grieder）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26]以“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为背景，纵览1917—1937年文艺复兴的趋势。通过分析胡适的思想与理论，揭示了人与环境、文化的关系，历史与文化改造的本质，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艾恺（Guy Alitto）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27]考察了梁漱溟思想发展的轨迹，揭示个人与家庭、社会的联系，探讨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揭示了梁漱溟思想与世界性反现代思潮的关系。至20世纪80年代，东亚研究更多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以裴宜理、黄宗智、杜赞奇等学者为代表的第三代美国学者，研究目光更多关注底层。许倬云将其研究特点概括为：“研究课题逐渐由国家转向社会，精英思想转向平民心态，典章制度转向日常生活，使用文献转向访谈与计量，关心主流转向关心弱势，宗教研究转向信仰与礼仪，个别人物转向一般众人，静态结构转向动态运动，单一现象转向多向的整体讨论，以及注重经济之外的生态与天文关系问题。”[12]6妇女研究、制度史等新颖的角度全方位、多视角展现历史对象，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也越发重要。费正清奖的授奖倾向越发清晰地反映了这一学术转向。曼素恩（Susan Mann）的《张门才女》[28]以19世纪常州张氏一门“才女”为对象，从张门女性刊刻精美的诗文集重构她们的人生，并利用其他现存资料考察她们不为人知的秘密。该书对清朝晚期妇女史的研究，包括张家的文学、情感、物质生活以及相关的隐讳问题，还有成就其声望的文化、社会、政治环境、公共生活等，以女性的视角审视晚清中国历史大事件，利用几近文学构拟的合理想象再现大时代清代“才女”的人生轨迹。克劳斯·穆尔哈恩（Klaus Muehlhahn）的《中国刑事司法史》[29]对现代中国的刑事司法系统进行了全面考察，揭示了从封建社会晚期到改革开放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大致变迁。基于司法档案报告和判决实例，作者考察了中国司法系统所秉持的基本价值观，认为法律程序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运作体现在权力机制、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社会结构，通过法律与惩罚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史。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受到西方社会科学思潮的推动与影响，研究命题与方法相应地发生变化。研究范式的变迁也体现在费正清奖成立至今的颁奖著作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南战争的爆发和国内的种族矛盾深刻影响了美国知识界的价值观念、思想体系与政治认同，有的人文学者对于美国作为世界的典范和灯塔有所怀疑，并因而重新从中国而不是西方来审视近现代史。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30]提出，为什么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在19世纪初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包含中国在内的东亚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的《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31]探讨清朝中期出现在今天四川自贡的中国最早的私人资本——生产能力很强的工业企业——食盐制造企业的百年兴衰，呈现了与外界相对独立的商人圈的经济社会史。自贡盐商调动、配置当地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建构了中国内生型经济发展制度。本书从19世纪和20世纪初更宏观的企业史框架重新解读中国商业史。班凯乐（Carol Benedict）的《中国烟草史》[32]以烟草为考察对象，论述中国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作为世界烟草商品消费大国的历史，追溯早期现代全球化及中国烟草的起源，介绍其生产、消费及贸易的扩张以及烟草在中国文化与生活风尚中产生的影响。作者揭示了中国物质文化的历史，展现了跨地区国际贸易、消费文化变迁、大众和精英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诸多学术话题。林郁沁（Eugenia Lean）的《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33]聚焦1936年名噪一时的施剑翘复仇案，认为施氏奇特而暴力的孝义行为促生了一种崭新的公共道德情感——同情，提出英勇的孝行是否应当成为现代国民的素质、复仇女的正义动机是否应当赢得法院的司法宽恕与行政当局的特赦等问题。由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国际关系，以及日本的经济实力与地位，美国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都需要重点关注日本，因此日本史在美国学者研究议题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费正清奖与日本研究有关的著作合计16部，主要涵盖现代化进程、“二战”及战后日本、劳工问题、马克思主义等。
日本学（Japanology）以近代之前的日本历史为主，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日本的现代和当代阶段，两种范式具有一定的模糊与重叠。正如汉学与中国学在美国此消彼长的趋势，日本研究有涵盖日本学的潜力。日本研究关注的现代化问题在美国是一种主流研究领域，探索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模式，通过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探索历史成因。获奖著作以明治维新为枢纽透视日本的现代化成因。康拉德·托特（Conrad Totman）的《德川幕府的崩溃》[34]对1862—1868年与德川政权垮台有关的事件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作者将德川后期的政治活动划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阶段是1862—1863年由松平春岳发起的文久改革；第二阶段是1863—1866年保守派的复辟；第三阶段开始于1866年末德川庆喜主持的庆应改革。幕府失败是西方国家入侵所导致的“系统性危机”注定的结果，传统日本政权不可能从根本解决其危机，必然要发生社会变革。比斯利（William Beasley）的《明治维新》[35]对日本明治维新事件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考察，阐述其起源、发展和直接后果。明治维新的起源并不在于经济危机或阶级斗争，而在于日本受到与西方接触的刺激而日益增长的国家危机感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主义为推翻德川幕府并在明治天皇的领导下重新统一日本提供了动力。当武士封建制度被推翻，其继任者才不得不转向日本的现代化建设，在全新的社会模式中寻求力量和稳定。格卢克（Carol Gluck）的《日本的现代神话：明治时代末期的思想学》[36]探讨了意识形态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明治后期的对话集与思想材料，该书再现了当时日本意识形态话语的多样性，对帝国时期的政治观点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整个明治时代末期，意识形态一直在不断地发生与物质现实相适应的变化。日本人在这个过程中构建他们的历史，对天皇制度进行改造与重塑，产生了1868年以后的现代日本所共有的民族意识。韦根（Karen Wigen）的《日本边缘地区的崛起》[37]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现代早期日本农村的空间秩序变化。本书以通往日本中部山区内部的门户——伊奈谷作为研究焦点，利用历史地理学和经济发展方法，考察该山谷从一个由小定居点组成的自治经济区，转变为全球丝绸贸易的外围部分的变化。日本的工业增长和政治集权的建立为该山谷带来这些变化，也对日本崛起成为帝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革命和帝国革命同时也是地理革命。奈地田哲夫（Tetsuo Najita）的《妥协政治中的原敬》[38]以政治家原敬的职业生涯作为研究对象，重新评估了日本在1905年至1915年的政治妥协的意义。原敬在这一时期领导了其政党——政友会的发展，标志着日本政治史上政党内阁制的正式建立，并率领其度过1912年的大正政变。不同于以往将妥协政治理解为一种政治恶化的迹象，作者在此阐明原敬内阁的妥协政策是其政党改革中的重要一步，借此党员们获得了内阁职位，能够操纵日本官僚机构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茱莉亚·托马斯（Julia Thomas）的《重构现代性：日本政治意识形态中的自然概念》[39]关注日本政治思想中“自然”概念形成和变迁的历史，以重新考察现代性在日本的生成。“自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日本从半封建国家向工业化的殖民帝国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通过回顾19—20世纪初的政治文件中关于“自然”的权威观念，“自然”被重新定义，从德川幕府时期的普遍的空间概念，经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必然进步和竞争思想，转化为日本所独有的一种自然和谐观。[39]25乔丹·桑德（Jordan Sand）的《现代日本的房屋：建筑、家庭空间和中产阶级文化》[40]认为传统住宅不仅作为一个场所，更是居住者生活的物质延伸。随着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传统房屋与家庭相关联的原则开始被打破，房屋在一个全新的关系网中被重新定义。商品的日益多样化使住宅成为个人表达的手段，居住行为被重新解读为消费行为，构建了现代日本的家居文化。上述研究成果既有观念上的对话，又有视角的差异，重新共同建构了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聚焦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后果。路易斯·杨（Louise Young）的《大日本帝国：满洲和战时帝国主义的文化》[41]考察1931年至1945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对于日本国内的影响。日本在满洲国的建设形成了某种“都市效应”，本书着重探索日本国内的民众如何想象“满洲国”。不同于传统研究假设认为仅有少数军人和官僚负责日本的海外扩张，日本国内各界组织均帮助动员民众支持满洲国，包括大众传媒、学术界、商会、妇女组织和青年团体等。随着满洲国的建立，一个想象中的满洲国在日本国内出现，承载着国民的愿景与想象。道尔（John Dower）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42]试图“从内部”传达对于日本战败经历的认识，既聚焦战后日本社会和流行文化的发展，又关注战后民众意识的变化，展现了西方与东方、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丰富而激荡的相互作用。顾若鹏（Barak Kushner）的《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犯与中国的审判》[43]聚焦战后日本战犯的审判和政策，分析中国和日本之间复杂的政治较量。日本承认战争罪审判的合法性在国内引起激烈的辩论，成为战后日本政治一股强大的力量。为日本战争罪行伸张正义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仍旧困扰着今天的东亚国际关系。[本文系2022年度中外联合科研平台种子基金计划：“武大—杜克汉学与中国学期刊研究联合科研平台”（WHUZZJJ202211）阶段性成果。][1]张欣.试论二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列文森奖获奖作品为例[J].民国研究，2012（1）：198-211.
[2]姚鹏.汉学家与儒莲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
[3]其中，2014年的获奖作品《弱者的专制：北朝鲜和世界》（Charles K.Armstrong,Tyranny of the Weak:North Korea and the World,1950—1992,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3），被检举涉嫌抄袭和捏造史料，奖项被退回，因此不在本文的考察之列。
[4]龚忠武.试论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得失成败[J].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8，24（3）：17-23.
[5]黄宗智.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J].开放时代，2016（1）.黄宗智认为：“华大的敌对方是费正清在哈佛的比较开明和没有华大那么‘右’的中心。他们的主要著作是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它与华大的观点对立，论证了‘毛主义’的中国特征。”
[6]费正清奖的获奖作品信息来自：美国历史学会官方网站（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https://www.historians.org/awards-and-grants/past-recipients/john-k-fairbank-prize-recipients.
[7]白若云，陈利.变迁和流动的历史：对话杜克大学杜赞奇[A].学术之路：跨学科国际学者对谈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2023.
[8]James
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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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该著作考察的赞米亚地区的人群尚未被完全纳入到民族国家中，他主张最好把这些山地居民看作逃避者、逃亡者或被放逐者，重新定义了关于亚洲政治、历史、人口统计学的观念，对于将文明与国家混同的传统学术观点形成了挑战。
[10]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J].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9）：1-16.
[11]当然这样的划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周锡瑞说：“我算不算第三代（美国中国学学者）还得考虑：我可以算费正清的学生，可以算他学生（列文森）的学生，也可以算他学生的学生（魏斐德）的学生。”李菁.周锡瑞：以中国为方法[J].南方人物周刊，2022（8）.
[12]张海惠等.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M].北京：中华书局，2010：5.
[13][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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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黄宗智.消解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的悖反——黄宗智学术自述[J].文史哲，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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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 | 李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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